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（17991850年）年轻时一直没有结婚。33岁那年，他收到一封从乌克兰寄来的署名为陌生人的信，后来他打听到，此信出于伯爵夫人埃韦利娜·韩斯卡之手，从那时起，他们的恋情渐趋浓烈并延续了17年。尽管伯爵本人在1841年去世，韩斯卡夫人直到巴尔扎克离世前5个月才与他正式结婚。

不知是解释他选择生活方式的原因还是出于幽默，巴尔扎克曾说了这样一句妙语：当一个情人要比做一个丈夫容易。正如整天卖弄机要比偶尔说一句应景的妙语困难得多。

有一次，一个鞋油厂的老板，想了一个发财的鬼点子，他请求萧伯纳，允许用萧伯纳的名字做一种新鞋油的商标名称。

老板对萧伯纳说：如果你同意这样办，世界上千百万人都会知道你的大名了。

萧伯纳道：不，也有例外。

老板愣住了。

萧伯纳接着说：你忘了没鞋穿的人哪！

乔纳森·斯威夫特（1667--1746年》是英国的讽刺作家。一次，他出外旅游，途经一家客店歇脚。认出他来的女主人一心想取悦这位名人。便上前热情地询问他晚饭想吃点什么：想来点果肉馅饼吗？或者醋栗馅饼？或是李子馅饼、葡萄馅饼、樱桃馅饼、……

除了叫喳喳的喜鹊肉馅饼外，什么都行，太太。斯威夫特打断了她的话。

美国飞机发明家莱特兄弟，是一对很善于思索、又刻苦钻研的兄弟，可是他们却是一对最不善于交际的难兄难弟，他们最讨厌的就是演讲。有一次在某个盛宴上，酒过三巡，主持者便请大莱特发表演说。

这一定是弄错了吧？大莱特为难地说，演说是归舍弟负责的。

主持者转向小莱特。于是小莱特便站起来说道：谢谢诸位，家兄刚才已经演讲过了。

就这样推来推去，人们还是不放过兄弟俩，经各界人士再三邀请，小莱特只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据我所知，鸟类中会说话的只有鹦鹉，而鹦鹉是飞不高的。

这只有一句话的演讲，博得了人们长时间的热烈鼓掌。

法国19世纪作家大仲马常说：除开债主外，任何人，任何时候来找我要钱，我都不会拒绝。

有一次，有个法院的下级官员死了，其家属请大仲马资助20法郎的丧葬费，大仲马欣然允诺：这里是40法郎，拿去把两个法院官员埋了吧。

昨天和男朋友去逛街，我突然蹦了一句：

“全中国谁的脚最臭？”

前面走着个老外，以为我跟他说话呢，

回头一脸迷茫的说：“me？（幂）”

男朋友大惊：“卧槽！这事儿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啊！”

建国初期，陈毅(1901一1972年)在上海任市长。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，讲台上安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。陈毅上台便说道：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，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，讲桌上的这些东西，要是被我碰坏，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，实在赔偿不起，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，还是先把这些东西‘精兵简政’撤下去吧。会场上立刻发出了会心的笑声。

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，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：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、考验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！说到这里，陈毅摘下帽子，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，然后大声说道：今天，我给你们行‘脱帽扎’！这真挚的感情和即兴的幽默，使全场听众为之动容。

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。他出口成章，侃侃而谈，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。

在一次会议上，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，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，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。

陈总，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?会后有人问他。

他回答说：不用稿子，人家会讲我不严肃，信口开河。

有一次，一位画家在咖啡馆遇到了一位著名的批评家，这位批评家曾经不客气地批评过画家的一幅近作。

画家对批评家说：要想公正地评论一幅绘画，批评家本人必须会画画才成。

我亲爱的艺术家，批评家回答说：我有生以来就没下过一个蛋，可是，请您相信我，我比任何一只母鸡都更能品尝出炒鸡蛋是什么滋味。

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（1756-1791年）是海顿的学生。有一次他和老师打赌，说他能写一首曲子，老师准弹不了。

海顿自然不相信。莫扎特用了不到5分钟，就匆匆地把乐谱稿子写完，送到海顿的面前。

这是什么呀？海顿弹奏了一会儿后惊呼起来，我的两只手分别弹向钢琴的两端时，怎么会有一个音符突然出现在键盘的当中呢？这是任何人也弹不了的曲子。

莫扎特微笑着在钢琴前坐下，当弹到那个音符的时候，他弯下身来，用鼻子弹出了那个音符。

施莱艾尔马赫（1768--1834年），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，他的神职工作做得尤其出色。有人称颂他和他的布道具有少有的广泛性，他的教义宣讲能吸引社会各个阶层的广大听众，不仅有大学生，还有妇女和各级官员。对此，施莱艾尔马赫解释说：我的听众确实由学生、妇女和官员组成，学生们来是为了听我讲道，女人们来是为了看学生，而官员们来则是为了看女人。